根据国际上一些国家的长期做法，安全生产经济激励的方法已经历了三个发展的阶段，即分别称为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经济激励。
　　
　　(I)第一代经济激励：风险工资和诉讼责任赔偿经济激励的方式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管生产和人力资源的机构。大约两个世纪以前，英国最早采取风险工资的经济激励方式来改善工作环境。雇主为工人提供高工资，以回报预计的事故风险。风险工资能产生两个效果。首先，因为提高安全水平可以减少支付给劳动力的工资，雇主有经济动力不断改善工作环境。其次，风险工资可以补偿工人最大的风险，整个工作的报酬能更为公平地分配。
　　
　　尽管风险工资条例的产生可能是由于业主的仁慈或责任心造成的，但是最为主要的原因来自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在很难获得足够劳动力供应的情况下，由于普遍缺乏劳动力或所需的特殊技能，风险工资的需求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工人会接受危险的工作，除非获得额外的薪资以补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文中认为，风险工资是市场经济的正常产生。在19世纪，英国和美国规定风险工资标准，雇员无需经过其他手续即可获得。
　　
　　然而，尽管风险工资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但是不常发生，它支付的补偿往往少于事故风险。在发达国家的统计研究中显示两者存在这样的关系：高风险，低工资。
　　
　　至于为什么风险工资在大多数行业相对不重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长期失业现象的存在；其次，社会上认为有些风险可以不补偿。尽管如此，在某些危险工作中，风险工资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井下采矿和地上采矿就存在较大的工资差别。
　　
　　随着19世纪风险工资问题的提出，相关案件逐渐增加，法庭倾向于保护伤害者——工人。结果，经济激励使得安全水平得到提高。在一定意义上，诉讼作为一种经济激励形式，效果与风险工资相似，其区别在于风险工资有事前性，诉讼是事故发生之后进行的。
　　
　　然而，诉讼费用昂贵，耗时、耗力、更耗钱。而且，结果未知。业主在潜在诉讼风险时，可以投保，从而减少了安全生产的经济激励。保险费并不用于改善工作环境，因为其代价昂贵，且实现困难。投保使得本来稀缺的资源更难用于安全投入，从而保费更为昂贵(保险经济学家称为逆向选择)。
　　
　　(2)第二代经济激励：伤害补偿不满于第一代经济激励形式，公共保险方案应运而生。最早的伤害补偿方案起源于1884年的德国。当时的Bismark观察到大部分冲突可以源于对工作环境的不满，而伤害补偿能缓和劳资关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世界各国普遍认为伤害补偿是社会福利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职工伤害补偿内在的原理在于将诉讼责任赔偿替换为对受伤害者及其家庭的伤害补偿。雇员失去了向雇主寻求责任赔偿的权利，但是可以从公共管制的保险体系中得到补偿。雇主根据总付薪资的多少，支付保险费用。保险的覆盖范围，赔偿幅度，及有争议的案件由公共机构决定。所有的职工伤害补偿体系是单纯的保险体系和政府管制功能体系的结合体。
　　
　　目前，职工伤害补偿形式多样。大多工业化国家采用全国统一的补偿方式，但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将其进一步分为省／州一级。在推行这种方式补偿的国家，保险费用由企业支付，金额与事故风险挂钩，但是行业风险与企业特定风险的相对任务有所不同。有些伤害补偿体系自动将行业保险费调整50％来反映不同公司事故水平的情况。在有些判例中，企业事故的记录往往被忽视。例如，西班牙企业伤害补偿的调整范围不超过10％o。而在芬兰则允许企业选择行业一般水平的保险费，或自报保险费，但不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
　　
　　在伤害补偿体系中有两种刺激的方向：职工，避免事故；企业，降低风险。对其的争论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职工刺激。在工业化国家中，补偿金额不断增加。这可以从三方面解释，职工更乐于提起诉讼，可补偿的事故种类增多，或补偿额度加大(这些因素可并存)。
　　
　　补偿额度加大有两方面的原因。a．补偿的方向有所改变。例如，在工业化国家，现在索取的补偿往往是反复性的、慢性的过程，相对于以往的伤口包扎等，其代价更高。b·医疗费用本身不断增加，在这个意义上，职工补偿的上升与整个经济的一部分——医疗费是息息相关的。
　　
　　②在企业方面，职工伤害补偿的效果比较复杂。调查表明保险费水平与安全水平关系不明确。有些研究发现有一点效果，有些则完全无效果。总之，无研究表明职工伤害补偿可以引导企业建立和改善安全环境。

其原因在于：a．仅可测度的事故经济损失可以补偿，其占总损失的比重非常小。b．职业病的识别与归属难于进行。在美国，与致命伤亡相比，致命的职业病其预计可能得到的补偿概率为总损失的1％o，而致命的职业病发生概率是总损失的10倍。c．职工的收入损失只换来部分补偿。d．企业对于职工的伤害补偿刺激的反应可能不是降低风险，而是采取措施减少赔偿。包括少报事故，提前遣返受害职工和迫害提出起诉的职工等。
　　
　　值得一提的是，存在受害职工不上诉的情况，它直接影响到职工伤害补偿体系
　　
　　的效果，及其对企业的刺激作用。与管制体系不同，职工补偿体系要求职工采取主动措施，提出上诉。否则，补偿问题无从谈起。其结果将是事故补偿数远远低于可补偿事故数。据Leigh等估计，美国约一半的事故损失未得到补偿。
　　
　　(3)第三代经济激励：事故税和责任共同体近年来，工业化国家不断推进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向仍然在加强经济激励和直接采取措施保护职工两者中选择。
　　
　　一个最新的提法是征收事故税。英国EdwinChadwick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有这个提法。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最直接和有效的刺激方法，因为它无需保险体系，如职工伤害补偿的参与。其税收可用于补偿受害职工，或支持职业安全领域的研究。
　　
　　然而，这种事故税的提法并非理想。因为，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无力支付数额巨大的事故税，强行征收无异于将其排挤出局。所以，另一个提法是将中小型企业分为若干类型或小组(如荷兰的做法)，成立‘‘责任共同体”，共同体或小组内成员相互监督，使公共损失最小化。另外，事故税有其局限性，由于职业病难以识别和归属，故事故税难于实行。除这些缺点外，因其固有的事后性，事故税亦不能取得经济激励的效果。
　　
　　我们还需要考虑的是税率问题。对于有不良记录事故的企业应用重税，但是如果企业采取补救措施，并经专家通过，可以不用或减轻税罚。如果企业可以对事故产生的原因加以说明且真实可信亦可减轻税罚。否则，企业在税罚第一年，收取附加的100％额外费用，在随后的每年收取25％，直到环境得到改善或达到200％的税罚限额。
　　
　　此方案的提出是基于一种考虑，即只有在奖罚分明的情况下，才能引导企业改善安全环境。现实告诉我们，税罚应用以后，事故总起数和事故损失的确有所减少。
　　
　　①经济激励应当针对的是法律允许的事故风险。非法行为应当通过检查和检举的方式管制。
　　
　　②经济激励的管理单位与执行安全标准的管制单位之间是紧密的协作关系。③职工伤害补偿金额的确定首先依据的是企业的行业分类和职工的职业分类。
　　
　　④费用应当随安全水平的提高而减少，以刺激企业通过技术改进、教育培训、建立良性安全生产循环的努力。
　　
　　⑤通过补偿体系的财政收入协助中小型企业改善安全环境。⑥对于有条件投资提高安全水平的企业提供贷款优惠。⑦允许安全达标企业对此进行宣传。
　　
　　然而，经济激励永远不能达到职工对于安全生产的需要。它仅仅可以抵消损失未内部化的负面影响，因为完整地计算事故损失是不可能的。企业对于经济激励的反应也有不确定性。最后，对于安全环境的关注不能限于经济计算，我们应当时刻注意将非经济因素考虑在内。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经济激励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并与自问管制和自我管制一起对改善工作环境发挥重要作用。